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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正在吃早餐，电话响了，是护士长埃德温娜。她说：“您的病人，那个中国男孩，他突然发疯了，情况很不好，您能马上来医院吗？”

我立刻意识到李出事了，我的心沉了下去。埃德温娜说，李早上按时起床，然而半个小时前，他突然跳下床，在走廊里乱走，从一间病房闯到另一间，胡乱说谁也听不懂的中国话，并且手舞足蹈。“当我们想把他带回去的时候，他又踢又打，谁的话也不听，拼命要把头往墙上撞。”她说道。

我告诉她，我二十分钟后就到。

我用最快的速度出门。等我赶到医院时，李已经被护士们制服，捆上了束缚带，送回病房。我看到他躺在床上，微弱地挣扎着，手和脚都被勒住了，那是他最害怕的“上绳”。护士小姐早已习惯用这种方式对付不听话的病人。我仔细地看李，他的眼睛睁得很大，瞳孔却缩得只有针尖大小，他仿佛没看见我，不停地呓语，断断续续，听不清楚。

“值班的布朗医生让我们打了一针镇静剂，”埃德温娜说，“他会安静下来。”

束缚、镇静剂，这些都是常用的处理方式，问题是，李怎么会突然狂躁，那些症状是很像在发疯甚至自残，但更像兴奋剂、□□之类的药物作用。

一瞬间我想起了诺尔顿在餐厅里说的话：“我上午才拿到那东西。”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，忽略了这句话。可是我怎么能忽略，对方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恶棍，我居然在听到了他们的密谋之后离开李回家去了。我该守着他的。

我让护士给李作一次抽血，送到化验室，他刚打了镇静剂，很难说能否得到有用的结论，但总得试一试。

清晨五点半到六点是护士们交班的时间，也是病人们的起床时间，这时候每间病房里都人来人往，进进出出，各忙各的。我询问了几个护士，她们都没注意到有谁接近过李。晚间的护士交了班，这时都走了，刚换班的护士们则什么也不知道。

“可怜的孩子，两天来都在害怕，怕见他父亲，大概今天早上终于崩溃了。”德拉说，这恐怕是大部分人的想法。

“诺尔顿医生来过吗？”我问道，她们毫无印象。

我没有任何证据，尽管心里已经认定诺尔顿做了手脚，我停车时看到了他的车，他早就到了医院。我查了一下出勤记录，诺尔顿昨晚根本没回去。

李很快就陷入了昏睡状态，我让护士们解开束缚带，使他睡得舒服些，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。

九点钟的时候，李的父亲来到了医院。他是个高个子，尽管已届中年，仍然看上去面目英俊，但是显得心事重重。克莱娜陪在他身边，穿着宝蓝色的套装，一副女秘书的派头。

李的父亲和我握了手以后，就要求见他的儿子，他说：“希望您能理解我的心情。我想先看看他。”我不得不对他说，李现在不能接受探视，他的精神状态还不允许。

克莱娜站在那里不说话，表情十分端庄，可我看到了她眼睛里的得意。

我把李先生请到了办公室里，把克莱娜请了出去，然后关上门，把李的遭遇向他叙述了一遍。我本来希望李亲口向他父亲说出这一切，但现在只有我来说了，效果会差很多，可没有其他办法。

他坐在我对面听着，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惊异或愤怒，但我还是看出，他的怒气在上升，那是在我叙述克莱娜是怎么逼李每天吃难以下咽的食物时。但他很快冷静下来，说道：“按照您所说的，默梵入院以来是很清醒的，并没有自残行为，这些都是他自己说的，那他为什么不能接受探视呢？”

我只好说：“可能是因为李担心您会为退学的事责备他，所以过度紧张。”

李先生慢慢地说道：“克莱娜小姐昨晚向我哭诉了很久，描述她一年来的艰辛、李的精神病和自残，还找了公寓里的几个邻居来作证。她说在您这里受到了非难和误解，对您的医疗水平甚至精神状态都提出了质疑。说默梵因为不能面对自己的疯病而编造了大量的谎言，您却选择相信这些谎言。我相信我的儿子，他在出国前是个聪明活泼的孩子，看不出有任何毛病，但他在退学的事情上确实骗了我，半年多来我对他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，所以我需要见到他，自己判断，您能允许吗？”

“李正在昏睡，他因为您要来而有些激动，我们给他打了一针。”我说，“您明天应该可以见到他。我们谈了很多次，他很清醒，根据我的从医经验，他没说谎。他被送来的时候受伤很重，头上有不少旧伤，并不像自残造成的，他受到的虐待大量而且连续，合乎逻辑，不是一个发疯的孩子能编出来的。退学的事让他很伤心，如果您能谅解，他的焦虑症会好转的。”

李的父亲朝我注视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您和之前我听到的描述很不一样，我看不出您有骗我的理由。我盼望默梵像您说的那样，只是焦虑抑郁。但我不明白，他受到这么多虐待和殴打，为什么不求救或者报警呢？甚至也不给我打电话，每封信都说他很好，然后口气疏远地让我不要管他，我以为他恨我把他送到了国外。”

“他在异国他乡，又得了抑郁症，他不是想骗您，而是失去了自信和行动的能力，结果只能任由摆布。”我很难向他迅速说明精神控制是怎么回事，只能尽量解释，“就好像如果一个人肚子疼，他只想躺在床上，把大部分力气用来忍痛，没法做别的，精神上的病同样会耗尽人的意志和力量。”

就在这时，德拉敲门进来，样子有些慌张，她说李又开始说胡话，神志不清地用头撞床柱，他们只好把他再次绑住。她来问我，要不要再打一针镇静剂。

李先生站了起来，态度坚决地要去看李。

一切都糟透了，他见到李时，这男孩的手脚又被绑住了，正在用头往枕头上撞，两个护士按着他，诺尔顿医生站在病床边，摆出很专业的架势在发号施令，让人马上再准备一针镇静剂。

李看上去很可怜，身体在病床上显得又小又单薄，他的父亲看着他，脸上毫无表情，但我仍然感到这一幕令人心碎。

李先生在病床边坐下，等到李安静下来。又过了好一会，他要求看入院以来的治疗记录。

他一页一页看着，除了有时焦虑不安，李从入院以来表现得很正常，直到今天早上。值班医生忠实地记录了他的狂乱举止，包括撞墙。刚才的发作也会被记上。

我给李安排了生理盐水的点滴，无论他被注射或者服用了什么药物，这有助于他更快的把有害的物质代谢出体外。

我请李先生到办公室去，他坐在这里没办法保持冷静。他刚站起来，诺尔顿就过来主动握手，做自我介绍，说道：“我